第66章　诗坛群星 (第3/3页)

里的人读这些边塞诗，读出的是豪情与壮烈。可只有去过边塞的人才知道，豪情的另一面是死亡，壮烈的背后是枯骨。高适写完《燕歌行》的那个夜晚，军帐外的风呜呜地响，像无数个回不了家的魂灵在哭。他把笔放下，喝了一口冷酒，心想：这些诗，后人读起来会觉得痛快。可写诗的人一点也不痛快。他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拿命换来的。

    在同一片大漠上，王维也写了一首诗。开元二十五年，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凉州，宣慰河西将士。途经大漠时，他写下了《使至塞上》：

    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

    十个字，写尽了塞外的苍茫。孤烟是烽燧上的烟，在无风的旷野中笔直升上天空。落日是黄河尽头的落日，浑圆如盘。这两样东西——一缕烟、一轮日——把天地的空旷和孤独，压缩进了十个字里。没有悲，没有喜，只有一种巨大的、沉默的、永恒的存在。

    贺知章读到这两句时，把酒杯搁下了。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这才是盛唐的诗。不是哭，不是笑，是天地之间的一口气。这口气，前人没有过，后人怕也难有。”

    他不知道自己说得有多准。三十年后，安史之乱起，边塞成了焦土，戍卒成了叛军或难民。那“一口盛唐的气”，终究散了。但此刻，那口气还在。大漠上孤烟还在升，长河边落日还在圆。高适在燕赵的军帐里磨墨，岑参在安西的雪地里写诗，王昌龄在河西的城楼上望月。

    他们不知道自己是“边塞诗派”。他们只是在写自己看见的东西——风沙、刀剑、乡愁，和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人。

    第四节少年杜甫——“七龄思即壮”

    洛阳距长安三百余里，是大唐的东都。开元年间，皇帝常常在洛阳驻跸，百官随行，洛阳便成了第二个长安。若说长安是帝国的心脏，洛阳便是它的另一只手——握着中原的粮仓与运河，也握着半个文坛。

    杜甫生在巩县，少年时随父迁居洛阳。他的祖父杜审言，是初唐有名的诗人，与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并称“文章四友”。杜审言此人恃才傲物，曾放言“吾文章当得屈、宋作衙官”，狂得没边。但他的诗确有狂的资本——近体律诗的格律，到他手中才真正定型。杜甫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，写过一句诗：

    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

    七岁便能作诗，开口便咏凤凰——这是杜甫自己说的，不算夸张。杜家世代读书，杜甫自幼浸在诗书里，耳濡目染，出口成章不是奇事。但“凤凰”这个意象，却暗含了一种伏笔。凤凰是祥瑞之鸟，非梧桐不栖，非醴泉不饮。少年杜甫以凤凰自况，是志向，也是宿命。他后来一生颠沛流离，却始终不改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初心——那只凤凰，从未落地。

    杜甫十三四岁时，已是洛阳城中颇有名气的少年才子。他常出入洛阳的文人聚会，在那些场合里，他见过一个人。那个人叫李龟年。

    洛阳与长安一样，是天子脚下。达官贵人的府邸沿着定鼎门大街一溜排开，朱门绣户，车马如龙。杜甫的父亲杜闲时任奉天令，官阶不高，但杜家的门楣仍在——毕竟祖父杜审言的名头摆在那里，洛阳的文人圈子认这个门第。少年杜甫便凭着这层关系，出入于岐王宅、崔九堂这些达官贵人的府邸，如鱼得水。

    李龟年是玄宗朝最负盛名的乐师。他和兄弟李彭年、李鹤年并称“李氏三兄弟”，都是梨园供奉。玄宗精通音律，亲自在梨园教习乐工，李龟年便是其中最得意的弟子。每逢皇帝在洛阳设宴，李龟年必定到场，奏《霓裳》之曲，唱《凉州》之词。他的歌声传遍宫阙，洛阳城中无人不知。有传闻说，李龟年一开口，连鸟雀都会停在檐上不走。

    杜甫第一次见到李龟年，是在岐王李范的洛阳宅邸中。岐王不仅在长安有宅邸，在洛阳也有一处。洛阳的岐王宅与长安的岐王宅一样，是文人乐师往来之所。这座宅子的花厅比长安那座小些，却更精致——院子里种了一株老梅，传说是前朝留下来的，每到冬日花开如雪，香飘满巷。少年杜甫站在厅堂角落，看李龟年抱着琵琶从内堂走出，看那些锦衣华服的贵人觥筹交错，看满院的花开得正盛。李龟年弹了一曲《伊州》，满座寂然。杜甫看见一个穿紫袍的老者悄悄抹了抹眼角——他不知道那老人是谁，许多年后才听说，那是曾经三度为相的张说。一曲《伊州》让他落泪，大约是想到了什么往事。

    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，说自己在岐王宅里“寻常见”李龟年，在崔九堂上“几度闻”歌声。崔九是崔涤，玄宗的宠臣，与岐王一样好客爱才。少年杜甫在这些达官贵人的堂前廊下穿行，像一只不知忧愁的鸟，在盛世的花丛中飞来飞去。

    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岐王宅里的歌声，崔九堂上的丝竹，洛阳城中的太平盛世——这些东西会永远在。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，春天每年照常到来。

    他没有想到，这一幕会在四十多年后被自己写进一首诗里。也没有想到，那首诗会成为他一生中最苍凉的作品之一：

    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

    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
    那是安史之乱后的潭州街头。昔日的宫廷乐师流落江湖，卖唱为生。昔日的少年才子已白发苍苍，颠沛半生。两人在落花时节重逢，“正是江南好风景”七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是刀——风景越好，刀越锋利。因为风景还在，人已不是那人，盛世已不是那盛世。

    但此刻的开元年间，一切尚在鼎盛。杜甫从洛阳出发，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涯——去了吴越，去了齐赵，一路上写诗、交友、看山看水。登单父台、看大野泽，是后来的事——天宝三载，他在梁宋遇上李白和高适，三人同登单父台，看大野泽的苍茫秋色。高适比他大八岁，已去过边塞，满身风尘。三人登台远眺，秋风猎猎，高适指着远处说：“子美你看，那便是大野泽。再往北走三百里，便是边关。”杜甫极目远望，只见水天一色，苍茫无际。他忽然觉得天地之大，自己渺小得像一粒沙。但那粒沙里有一团火——一团想要写尽天下苍生的火。

    高适对他说：“子美，你的诗里有一种东西，别人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一种‘重’。”高适想了想，“别人写诗是给自己写的，你写诗是给天下写的。你的诗太重了，重得不像你这个年纪能写得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杜甫笑了。他不知道高适说得有多准。四十多年后，他写的诗将被后人称为“诗史”——因为他写的不是自己，是一个王朝的兴衰。但此刻，他只是一个少年。一个在开元盛世的阳光下漫游天下、胸怀大志的少年。他的头发还没有白，他的眼睛还没有浊，他的诗里还没有血和泪。

    他还有大把的时间。——至少他以为他有。

    开元末年，王昌龄被贬为江宁丞。贬谪的原因，史书语焉不详，大约是得罪了权贵——在那个李林甫日渐得势、张九龄已然罢相的年头，得罪权贵实在太容易了，一句话、一首诗、甚至一个眼神，都足以让人从京城滚到天涯。从京城的校书郎到江宁的县丞，是从云端跌到了泥里。但王昌龄没有抱怨。他在润州芙蓉楼设了一席酒，送别友人辛渐。

    那夜寒雨连江，楚山隐在雨幕之后，只剩一道模糊的轮廓。辛渐明日便要北归洛阳，王昌龄为他饯行。两人喝到夜深，王昌龄忽然放下酒杯，说：“辛渐，我有一首诗，你替我带回洛阳。”

    酒尽，他提笔写道：

    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

    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    辛渐带着这首诗走了。王昌龄站在芙蓉楼上，看楚山孤影，看江水东流。他不知道，这首诗会在十余年后的安史之乱中被无数人传抄。那些在乱世中流离失所的人，在烽火连天的夜里，反复念着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这七个字。他们念的不是王昌龄——他们念的是自己。在天地翻覆之际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、是碰不脏的、是可以留在玉壶里不忍碎的？

    那是一个王朝最后的清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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