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章　佛道论衡与三教合流 (第3/3页)

日落。崇远引经据典，神会以心印心；崇远讲渐修的次第，神会讲顿悟的当下；崇远说南宗是僻处岭南的野狐禅，神会说他讲的法，是达摩祖师单传的正法眼藏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听得热血沸腾，有人听得冷汗直流。

    第三天黄昏，崇远终于不再开口。他沉默良久，起身合十：“法师之论，崇远一时不能尽破。今日之会，南宗得胜。”

    满场轰然。

    神会以一己之力，在滑台大会之上，公开否定了北宗“两京法主”的地位，把“正统”二字，钉在了南宗头上。消息传遍天下：禅宗南北之争，从此有了结局——不是辩出来的，是神会一个人，用三天三夜，杀出来的。

    滑台大会之后，神会名声大噪，几年后奉诏入洛阳，讲经于荷泽寺，门徒如云。北宗的人恨他入骨，构陷他“聚众惑众”，把他贬出洛阳，流徙数年。但神会不悔。他在贬所对人说：“贫僧这一生，只做了一件事：把六祖的法，从岭南带到了天下。”后来安史之乱起，朝廷又想起这个倔强的老僧——他被赦免召还，重返洛阳，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。乱世里，他的顿悟法门成了许多人的安慰：天下乱了，人心更要定；心定了，乱世也就不那么可怕了。

    许多年后，安史之乱起，两京陷没，朝廷军费匮乏。神会以八十六岁高龄出山，在洛阳设坛度僧，收取“香水钱”，尽数充作军饷，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。乱平之后，唐肃宗感其功，为他在洛阳建荷泽寺，敕赐“真宗大师”。

    南宗自此，成为禅宗正统。惠能尊为六祖，他的《坛经》，成为中土僧人著述中，唯一被称为“经”的书。

    而那个在滑台大云寺里，独自面对满殿北宗大德的老僧，他的身影，永远定格在开元二十年的秋天。那一天，禅宗的历史，被一个不肯认命的人，翻到了新的一页。

    第四节合流之果——“三教归一”的文化基因

    三教论衡的辩声，御注三经的墨迹，滑台大会的喧嚷，都渐渐远了。喧嚣过后，留下的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。

    后世有人写诗论三教：

    儒门释户道相通，三教从来一祖风。

    “一祖风”是什么？没有人说得清。但中国人都能感觉到：自己的骨子里，住着三家。

    儒，是入世的一面。中国人讲孝悌忠信，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讲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这是儒家的底色，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。从庙堂到乡野，从宰相到农夫，人人都在这套规矩里活着。

    道，是超脱的一面。中国人讲顺其自然，讲“功成身退”，讲“难得糊涂”。得意的时候读儒，失意的时候读道——庙堂上的儒生，退下来便成了隐士；沙场上的将军，解甲后便去访名山。道家给了中国人一条退路，让那些跌进谷底的人，还有一口气，还能活下去。

    佛，是慈悲的一面。中国人讲“因果报应”，讲“放下”，讲“众生皆苦”。遇了难处，去庙里烧一炷香；逢了故人，说一声“缘来缘去”。佛教的中国化，比任何教义的传播都更深——它长进了中国人的生死观里，长进了中国人的日常里。

    三家起初是吵的。魏晋南北朝，佛道之争，几度酿成灭佛之祸；儒佛之争，也吵了数百年。可吵到唐代，吵出了一种奇妙的格局：三家谁也不服谁，可谁也离不开谁。

    唐代的庙宇里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图样：《三教图》。画上，孔子居中，老子居左，释迦居右，三位圣人都笑呵呵的，像三个老友。这样的画，长安的画师画了一茬又一茬，寺庙里的壁画、道观里的屏风、士人书斋里的挂轴，处处可见。有人觉得不伦不类，可看久了，又觉得本该如此——三家打架打了几百年，打到最后，发现谁也打不死谁，索性坐下来，一起喝茶。

    玄宗御注三经，是这格局的关键一步。他在位四十四年，亲注三教之经，颁行天下——这一举动，等于给三教合流盖上了天子的印。从此，三教的关系，从“争”，变成了“融”。

    融的结果，是一千年。

    宋代的理学家，讲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这话听起来是儒家的，可细究起来，里面分明有道家《坐忘论》“主静去欲”的影子，也有佛家“无欲则刚”的回响。二程、朱熹，都曾出入佛老数十年，然后才“返求六经”——他们的学问，是三家熬出来的汤。

    明代的王阳明，讲“致良知”，讲“知行合一”。他的“良知”，近于禅宗的“本心”；他的“事上磨练”，又有儒家的功夫。阳明心学一出，天下风从——那是禅宗的种子，在儒家的土壤里，开出的花。

    道教也在变。唐代以后，道教讲“性命双修”，讲“明心见性”——这些词，都是从禅宗借来的。内丹派兴起，吕洞宾、张伯端，都主张三教合一。张伯端在《悟真篇》里直说：教虽分三，道乃归一。

    佛教更不必说。中土的僧人，讲“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”，把儒家的孝、道家的身，都纳入了佛门。禅宗的“不立文字”，是佛教的中国化；而中国化的佛教，又反过来养了中国的诗、画、书法——王维的诗里有禅，苏轼的笔下有道，李白身上，儒道佛三家，混成了一坛酒。

    盛唐的诗人，几乎个个是三教混合体。李白少年学剑、中年求仙、晚年参禅，一生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，却又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——儒家的抱负、道家的逍遥、佛家的空寂，在他身上居然不打架。王维更是典型：他做官做到尚书右丞，同时持斋奉佛，“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”；他画山水，笔下有禅意，被后世尊为“南宗画祖”——一个画家，用道家的笔法，画出了佛家的意境，又安放在儒家的案头。这样的复合人格，放在别的朝代，是分裂；放在盛唐，是自然。

    到了民间，三教更是早已不分家。一座庙里，可以同时供着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；办丧事，要请和尚超度，要请道士作法，要行儒家的礼。中国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——三位老人家，各管一事，谁也犯不着谁。灶王爷上天，说的是道家的日子；中元节放河灯，用的是佛家的仪式；过年贴的春联，写的是儒家的吉祥话。三教不是三座山，是三条河，流着流着，汇成了一片海。

    后人论三教，有句话说得最透：

    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。

    这便是三教合流之果。不是谁吞并了谁，而是谁都在对方身上，看到了自己缺的那一块。儒有了道的超脱，才不至于迂腐；道有了佛的慈悲，才不至于冷漠；佛有了儒的担当，才不至于虚无。三家互为表里，缠成了一条根，深深地扎进中国人的心里。

    而这一切的源头，可以追溯到开元。追溯到那一场雪夜里的论衡，追溯到那三卷御注的经，追溯到那个在滑台大云寺里，独自面对满殿大德的老僧。

    盛唐的包容，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容，而是有底气的自信：它不怕人吵，因为它知道，吵到最后，大家会找到共同的东西。它不怕外来，因为它有本事把外来的，变成自己的。

    三教归一的文化基因，就这样种下了。一千多年过去，它还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流着——流成一种气度：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

    这气度，是从开元来的。

    论衡那夜，玄宗留一行夜话。烛影摇红，他忽然问：“一行，佛与道，孰为究竟？”

    一行合十：“陛下问的是佛道，臣见的是人心。人心所向，便是究竟。”

    玄宗抚掌而笑：“好一个‘人心所向’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，玄宗记了很多年。他以为他懂了——天下人的心，都向着开元。可人心是会变的：向着霓裳羽衣的心，有一天，也会向着渔阳鼙鼓。

    许多年后，马嵬坡下，他或许会想起这一夜的对话。他终于明白：人心是天下最难注的一部经——他注得通《孝经》，注得通《道德经》，注得通《金刚经》，却始终没有读懂，人心这本无字的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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