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章　司马承祯与茅山道脉 (第2/3页)

步人人能做——收心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在道院的静室里教弟子坐忘。他让人盘膝坐好，什么也不想，只把心放在呼吸上。弟子们坐不到一炷香，便浑身难受：有人觉得腿麻，有人觉得心痒，有人满脑子跑马——越想静，越静不下来。

    “静不下来，就看着它静不下来。”司马承祯说，“你的念头像水里的鱼。你看它游，不抓它，不赶它，它游一阵，自己就停了。你越伸手去抓，水越浑，鱼越惊。”

    这便是“收心”：心不乱跑，不是压住它，是看住它。看久了，水自然清，心自然安。

    有人说，这算什么高深道术？不过是叫人放空而已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不辩。他知道，这“放空”二字，恰是当世最缺的东西。

    开元九年的长安，是一座被欲望填满的城。西市的胡商一夜暴富，平康坊的歌伎一夜成名，权贵的宅邸一座比一座大，宴席一场比一场奢。人人都在追——追名，追利，追新鲜。追到手，又觉得空。长安的医馆里，多了许多睡不着的病人；长安的酒肆里，多了许多喝不完的愁。物质堆到了顶，人心反而漏了底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到长安不久，便有人夜里叩他的门。

    来的是个年轻的官员，中书省的书吏，白天抄写公文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跪在道院门口，说：“宗师，下官求一个安睡的法子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没有给他符水，也没有给他丹药。他让书吏坐下，问：“你睡不着时，想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想升迁。”书吏说，“想同僚都升了，自己还在抄公文；想上司的脸色；想明日要交的稿子——越想越多，越多越睡不着。”

    “你把升迁、脸色、稿子，都想一遍，想完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想不完。越想越有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笑了：“你当然想不完。你的心是一间屋子，你不住在屋里，天天站在门口迎客——客来了一个又一个，你怎么睡得着？你回去，把门关上。”

    “关上，客还会来敲门。”

    “让它敲。”司马承祯说，“你不开门，它敲一阵，自己就走了。”

    书吏似懂非懂，回去了。三天后，他又来，纳头便拜：“宗师，下官睡好了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把他扶起来：“你睡好了，不是我的功劳。是你自己肯把门关上了。”

    这件事传开，道院门口夜夜都有人来。这便是精神内耗——司马承祯的时代还没有这个词，但长安人已经开始被它折磨。

    《坐忘论》的药方，就一个字：损。

    损掉多余的欲望，损掉无谓的攀比，损掉收不回的念头。损到“无所求”时，不是一无所有，而是无所不有——心空出来了，清风明月才进得来。

    同一年，他还写了另一部书，叫《天隐子》，比《坐忘论》更浅近。书里讲“渐门”：修道不必一步登天，从斋戒入手，管住口腹；从安处入手，管住居所；从存想入手，管住念头；最后才是坐忘、神解。像一个梯子，一格一格往上爬，凡人都够得着。

    玄宗读过《坐忘论》的手稿。

    他是在一个深夜读的。那天他刚处置完一桩棘手的案子——宗室子弟侵占民田，牵出十几位皇亲国戚，他一个一个压下去，压得心烦。夜深人静，他翻开《坐忘论》，读到“静则生慧，动则成昏”，读到“心不受外，名曰虚心；心不逐外，名曰安心”，忽然愣住了。

    他放下书，在殿里走了几圈，又坐回去，从头读起。

    读完后，他叹道：“宗师此书，字字如药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，他把司马承祯召来，说：“朕读《坐忘论》，觉胸中浊气为之一清。宗师何不留在京中，时时为朕讲道？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没有接话。他问了一句：“陛下昨夜，睡得好吗？”

    玄宗一怔。他昨夜确实睡得极好——枕着那本书，一觉到天明，是即位以来少有的安眠。

    “睡得好了，贫道就该走了。”司马承祯说，“陛下记住这个觉。往后心烦的时候，想想这一夜，比听贫道讲一万句都管用。”

    玄宗看着他，忽然有些明白：这个老道士讲的道，不是天上的长生术，是地上的安眠法。他要给的，从来不是让皇帝成仙，是让皇帝在成仙的妄念之外，先学会做个睡得着的人。

    那时候，长安城里还有一个人，也在琢磨这睡不着的病。他叫张说，是当朝宰相，文坛领袖。他读罢《坐忘论》，写了一首诗，送给司马承祯——宗师人虽在长安，魂梦早已回了天台山：

    世上求真客，天台去不还。

    传闻有仙要，梦寐在兹山。

    朱阙青霞断，瑶堂紫月闲。

    何时枉飞鹤，笙吹接人间。

    “笙吹接人间”——宰相写的是羡慕。他羡慕那个能睡着的道士，却放不下手中的朝笏。长安城里，这样的人何止一个？

    《坐忘论》传开以后，求抄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人把它抄在绢上，挂在书房里；有人把它抄在扇面上，夏夜摇着读。道院的门槛，被求书的人踏低了三寸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来者不拒。他一边抄，一边对人说：“这部书不是写给道士的，是写给睡不着觉的人的。谁睡不着，谁就拿去读。”

    夜里，他独自打坐。道院很安静，只有烛火偶尔爆一声。他闭着眼，想起天台山的松涛、嵩山的泉声——长安城的喧哗，他听了一年了，还是听不惯。

    他摊开纸，又写了一行字：心不受外，名曰虚心；心不逐外，名曰安心。

    写完，他吹熄了灯。黑暗里，他听见自己的呼吸，匀匀的，长长的，像山里的风。

    第三节天台与茅山——道脉传承

    司马承祯在长安住了一年，屡次上表请归。玄宗不许，他便换了个说法：“贫道住在京中，山里的弟子无人看顾，天台山的道观年久失修。陛下若怜贫道，容贫道回山，把道统续下去。”

    “道统”二字，玄宗听进去了。他要尊道，尊的不能只是一个老道士，得是一脉相承、代代不绝的道统。于是他问：“宗师这一脉，传自何人？”

    这一问，问出了三百年的故事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这一脉，叫上清茅山宗。茅山在润州句容，南朝时，有位山中宰相陶弘景隐居于此，结庐修道，整理上清经箓，开了一宗道脉。陶弘景的衣钵，传给了王远知。

    王远知是茅山宗第十代宗师，也是这一脉里最传奇的人物。

    他生在陈朝，长在乱世。陈宣帝召见过他，隋炀帝也召见过他——据说隋炀帝在广陵时曾向他问卜，他答：“炀帝之业，恐不能久。”后来又有传说，隋末大乱，他见过李渊父子，说了四个字：“天命有归。”

    传说的真假，如今已难考。但有一件事是真的：大唐开国之后，太宗李世民对王远知极为敬重，专门降玺书褒奖，称他“操履夷简，德业冲粹”。贞观年间，太宗在茅山为他修建道观，恩礼备至。王远知活了很大岁数，羽化之后，朝廷赠官赐谥，风光入土。

    王远知传潘师正。

    潘师正是贝州人，出家后隐于嵩山逍遥谷。他在山里一住四十余年，不交权贵，不慕荣利，每日只做三件事：诵经、采药、看山。高宗李治仰慕他的名声，几次遣使相召，他都推辞不去。使者最后一次来，他托人带话：“臣道在山中，不来。”

    这话传回长安，高宗沉默了很久。他没有发怒，反而叹道：“这才是真隐士。”此后，他不再相召。潘师正卒后，朝廷追赠太中大夫，谥曰“体玄先生”——“体玄”二字，是说他把“玄”活进了身体里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便是潘师正的弟子。

    他拜入师门时，潘师正已经老了。老道士把毕生所学——上清经箓、服气导引、坐忘心法——一样一样传给他，传了十几年。传法不挑时辰，不择地点：有时在松下，有时在溪边，有时夜半，师徒二人对坐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坐一整夜。潘师正说，这比说什么都强。

    临终前，潘师正把一卷《上清经》和一枚法印交到他手里，说：“道统不在经里，不在印里，在人心里。你带着它，找一个地方，把它续下去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捧着经印，问：“师父，弟子该去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山高水长，你自己选。”潘师正说，“你选了，就住下；住下了，就别走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选了天台山。天台山是道教的洞天福地，据说有仙人居住。他在桐柏观住下，一住又是几十年，把潘师正传给他的，又一点一点传给后来的弟子。他收徒极严，宁缺毋滥——几十年里，登门求道者成百上千，真正收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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