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章　司马承祯与茅山道脉 (第1/3页)

    篇三佛道博弈与科技突破（712—742）

    第69章司马承祯与茅山道脉

    第一节山中宰相——茅山宗师入京

    开元九年（721）春，天台山桐柏观的晨钟响过三遍，山道上来了皇帝的人。

    仪仗从山脚一直排到观前，旌旗猎猎，甲士鲜衣。当先的是一位内侍监的宦官，双手捧着一卷黄绸敕书，封口用的是紫泥——皇帝亲笔。队伍最后是一顶八抬大轿，朱漆描金，是御辇的规制。

    老道士站在观门口，看完了这排场，转身回屋，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布袍。

    他姓司马，名承祯，字子微，河内温县人。这一年他七十四岁，在山里住了五十年。自号白云子——他常说，云在山里住多久，都是云的；人在山里住多久，都还是人。五十年，他把自己住成了一片云。

    使者宣敕：皇帝征召，入京觐见。

    这不是他第一次接到敕书。武则天召过他，睿宗也召过他——景云二年，他应睿宗之召入宫。睿宗问他阴阳术数，他答：“无。”睿宗又问治国之道，他答：“国犹身也，顺物自然而无所私焉。”睿宗听得入神，要留他长住，他执意请归。睿宗无奈，御书“天台山桐柏观”六个大字赐他，遣官送他还山。

    天子赐匾，是臣子天大的荣耀。司马承祯把匾挂上，关了观门。

    如今，新天子又来了。

    新天子叫李隆基，后世庙号玄宗，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——唐明皇。他二十八岁即位，到开元九年，已执政九年。九年里，他平了太平公主，扫清武后以来的积弊，先后倚仗姚崇、宋璟两位名相，把朝局收拾得清朗开阔。天下户口渐增，府库充盈，长安城的坊市一年比一年热闹——史家后来把这段日子，叫做“开元盛世”。

    盛世的皇帝，忽然想起了道教。

    这并不奇怪。李唐皇室自称老子李耳之后，尊道是祖宗家法。太宗下过《令道士在僧尼之上诏》，高宗追尊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，武则天反其道而行之，崇佛抑道；中宗、睿宗又拨乱反正——道佛之间的天平，在唐朝前一百年里来回摆。玄宗要把它重新压向道这一边：他要追尊老子，要设崇玄学，要令天下士子诵习《道德经》。这些是后话，风却是从开元九年刮起来的。

    要尊道，就绕不开一个人：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，司马承祯。

    使者到观前，司马承祯正拄着藜杖看山。他问使者：“陛下召贫道，所为何事？”

    使者躬身：“陛下欲受法箓，请宗师入京授之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天台山到长安，多远？”

    “两千余里。”

    “两千余里。”老道士重复了一遍，“贫道这把老骨头，还走得动。走吧。”

    他收拾行囊：一领布袍，一双草鞋，一卷《黄庭经》，一把古琴。徒弟李含光要随行，他摆手：“你留下看观。山里的事，比长安的事要紧。”

    李含光那年三十八岁，跟了师父十几年。他送师父下山，送到山口，忽然跪下：“师父，弟子有几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说。”

    “说。”

    “长安是是非之地。”李含光抬起头，“师父此去，若是教陛下长生之术，陛下必以师礼待之；若是教陛下无为之道，陛下恐不能听。弟子怕——”

    “怕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怕师父在长安待久了，忘了山里的路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笑了。他拍了拍徒弟的肩：“路不会忘。路在脚下，也在心里。你且记着：山里人进长安，不是去长安，是替山里人去看看长安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含光，为师若是不回来，你就去茅山，守着祖师的坛。”

    李含光伏地，久久不起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入京的排场，长安人传了很多年。两千余里路，他走了四十天。沿途的驿站，驿吏早就接到公文，远远望见仪仗便肃立道旁。老道士在马上闭目养神，偶尔睁眼，看看路边的麦田、桑林、赶集的农人——这些才是他眼里的大唐。

    过潼关时，守将出迎，问他：“宗师此去长安，是要做国师吗？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摇头：“贫道不是去做国师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去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去看看。”他说，“看看这盛世的城里，人还睡不睡得着。”

    守将听不懂，恭恭敬敬送他过关。

    进京那天，春阳正好，朱雀大街上站满了看热闹的百姓。他们看见一个清瘦的老道士骑着青骢马，缓缓走过春明门，神色安详，不东张西望，也不倨傲自矜——像走在自己山道上。有识货的人说：“这位就是天台山的司马宗师，皇帝要拜他为师的。”

    朝堂之上，玄宗以师礼相待。授箓的仪式设在宫中内道场，设金箓斋醮，幡幢如林，香烟绕殿。玄宗焚香、稽首、跪拜，恭恭敬敬地从司马承祯手中受了上清法箓。天子向一个道士行弟子礼，这是大唐开国以来头一遭。

    史官记下了这一笔。后来的史家说，玄宗一生多次受箓，从正一盟威箓到上清大洞箓，步步升高，是唐代诸帝中最虔诚的一个。可当日殿上的老道士心里明白：天子拜的是道，不是他。

    仪式过后，玄宗留他住进宫中的一处清静道院，问长生之术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答：“道经之旨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”

    玄宗说：“朕想听实在的。”

    “陛下想听长生，贫道却只能讲修身。”司马承祯说，“身者，国之本也。身修则国治，身乱则国乱。陛下问长生，不如问——如何安顿自己这颗心。”

    玄宗若有所思。他赐下金帛无数，又命人修整宫观，请司马承祯长住。长安城里，渐渐有人称他为“山中宰相”。

    这称呼有来历。南朝时，茅山有位陶弘景，隐居山中，梁武帝每有军国大事，都遣人进山咨询，时人称之为“山中宰相”。如今茅山的衣钵传人进了长安，皇帝以师礼事之——有人说，这是第二个陶弘景；也有人说，不一样：陶弘景是皇帝进山去问，司马承祯是皇帝请出山来。一个在山，一个在朝，到底谁离权力更近？

    司马承祯听到这议论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山中宰相，宰相在山中，不在朝中。”

    他在长安住了下来。每日清斋、打坐、抚琴，宫里的赏赐堆在案上，他看也不看。王公大臣踏破门槛来访，他一概以礼相待，却不谈一句朝政。有人问他为何，他说：“贫道若谈朝政，就不是山中宰相，是朝中道士了。”

    这一年里，他做了一件比授箓更长久的事——在这处道院的一方静室里，铺开纸，写下一部书。

    书名叫《坐忘论》。

    第二节坐忘论——道家的修身哲学

    《坐忘论》的开篇，是一句很安静的话：

    夫心者，一身之主，百神之帅。

    静则生慧，动则成昏。

    这句话，司马承祯写了五十年。

    他年轻时在嵩山逍遥谷，跟着师父潘师正修道。潘师正在山里住了四十多年，从不下山。皇帝来请他，他说“臣道在山中，不来”。师父教他的第一课，不是符箓，不是丹药，而是两个字：坐忘。

    “忘什么？”年轻的司马承祯问。

    “忘你所见，忘你所闻，忘你所欲，忘你所我。”潘师正说，“坐到连‘忘’这个字也忘了，便成了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那时血气方刚，觉得修道要有大本事——呼风唤雨，长生不老，那才叫得道。他问师父：“弟子何时能得道？”

    潘师正没有回答。他指了指院里的松树：“你看那棵松，它可曾问过自己何时成材？”

    “不曾。”

    “那它成材了吗？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怔住了。松树不追不求，不念不想，经风经雨，自自然然，就长成了松。修道何尝不是如此——越是追问何时得道，离道越远。

    这个道理，他在嵩山悟了三十年，到天台山又悟了二十年，等到落笔写《坐忘论》，才觉得可以写了。

    《坐忘论》讲的是减法。

    常人的心，是加法：见了好东西想得，得了想藏，藏了想更多。心被欲望填满，人就乱了——夜里睡不着，白日坐不住，见人便攀比，独处便空虚。司马承祯把这种状态叫做“心为物役”：心本来是主人，如今被外物牵着走，做了外物的奴仆。

    坐忘，就是把奴仆的心，重新请回主人的位置上。

    他写了七个台阶：敬信、断缘、收心、简事、真观、泰定、得道。七步走完是一辈子的事，但头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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