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章　高宗即位与永徽之治 (第1/3页)

    第三卷武周风云（649—712）

    篇一永徽之治（649—655）

    第一节即位之初——长孙无忌辅政

    贞观二十三年六月，翠微宫。太宗皇帝的梓宫还停在含风殿，长安的丧钟已经隔着终南山，一声一声传了过来。

    太子李治跪在灵前，哭得几乎昏死过去。扶他起来的，是舅舅长孙无忌。无忌只说了一句话：

    “殿下，先死了爹的人，要替没死爹的人活着。”

    这话糙，理不糙——储君的眼泪，从这一刻起，不再是儿子哭父亲，而是天下的主人哭先帝。

    六月甲戌朔，太子李治即皇帝位于柩前，大赦天下。时年二十二岁。是为唐高宗。

    登极大典仓促而简：梓宫在侧，君臣缟素，百官朝贺的声音都压着，像怕吵醒什么。新君一步一步登上丹陛。

    二十二年前，他生在这座宫城；二十二年后，他从舅舅手里接过传国玺。玺是冷的。捧玺的手，也是冷的。

    礼官唱赞的声音里，年轻的皇帝想起父亲临终的话——“无忌、遂良在，汝勿忧天下。”他信了。

    此后七年，他确实无忧——因为所有的忧，都有人替他忧了。新君即位的第一道诏书，不是改元，不是封赏，而是两个字——

    罢役。“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。”

    征了多年的辽东战场，撤；修了多年的宫室台榭，停。跟着先帝的丧车一起入土的，还有一个时代的兵戈与土木。

    这道诏书，是长孙无忌的手笔。新君照单全颁。颁诏那天，礼部的官员发现一件事：诏书的定稿上，有一处朱笔改动的痕迹。

    改字的人，不是皇帝。是太尉。没有人提出异议。

    翠微宫托孤的话音还在耳边——“太子仁孝，公辈善辅导之”——先帝把儿子交给了这几个人，也就把朝政交给了这几个人。

    君臣之分虽定，权柄之实，已在辅臣之手。朝野上下，人人读得出这层意思：永徽的年代，不折腾。新君的班底，是先帝留下的。

    太尉长孙无忌，主持中枢，总揽政事。侍中于志宁，管门下省，审核诏令。中书令褚遂良，管中书省，起草诏令。

    司空李勣，挂着荣衔，坐镇军界。四个人，三个是先帝托孤的旧人，一个是从瓦岗山一路打过来的宿将。

    四个人里，最沉默的是李勣。先帝临终贬他叠州，他接诏即行；新君即位召他回来，拜尚书左仆射，他也只说了四个字：臣不敢辞。

    回到长安，有人向他道贺，他摆摆手，转身回了军营。朝堂上的风波，他一概不沾；宴席上的议论，他一概不听。

    这个从瓦岗山活到今天的老人，深谙一门别的功臣都没学透的学问——

    什么时候进，什么时候退，什么时候，装聋。皇帝对他们执礼甚恭。

    每天听政，无忌奏事，皇帝必称“元舅”；褚遂良谏诤，皇帝离座相迎。

    于志宁进讲，皇帝命人赐座；李勣入朝，皇帝亲自扶下殿阶。

    满朝文武看在眼里，都放了心：先帝尸骨未寒，可先帝的制度还在，先帝的人还在。新君也守规矩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皇帝临朝，忽然对褚遂良说：朕想看看起居注，看看史官怎么写朕。褚遂良答：起居注，人君不得观。

    皇帝问：朕有不善，卿必记耶？褚遂良答：臣职当载笔，不敢不记。

    站在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补了一句：设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皆记之。皇帝默然，从此不再提看起居注的事。

    ——先帝在时，也是这么被顶回来的。

    老臣们守规矩，守得心安理得；新君被规矩顶着，也顶得心平气和。至少此刻如此。永徽元年正月，有司奏请改元。

    年号拟了几个，呈到御前，皇帝只问了一句：“无忌舅舅看哪个好？”

    ——这句话，日后会成为史家笔下的一根刺。

    但此时此刻，没有人觉得不妥。呈上来的年号，还有一个备选，叫“天圣”——取“天圣人极”之意，气象宏大。无忌把它划掉了。

    理由只有一句话：新君初立，年号宜守不宜功。天圣，是给开疆之君用的；永徽，是给守成之君用的。无忌选的是“永徽”。

    永者，长也；徽者，美也。永徽，永久的美好。

    不激进，不求奇，不追慕汉武，不攀比秦皇——这个年号的基调，是“把贞观的日子，安安稳稳过下去”。

    定年号的这天，褚遂良私下对于志宁说了一句话：“新君仁厚，元舅公忠，你我尽可安心修史了。”于志宁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
    这位当过两任太子老师的老人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——

    仁厚的君主，最怕的不是臣强，而是有一天，君主不再想仁厚。正月，改元永徽。大赦，赐酺，免关中二年租赋。

    长安的酒肆，免费招待了三天。

    第三天傍晚，一个卖胡饼的老汉收摊回家，路上对相熟的铺主说：改朝换代，摊子还是我的摊子，饼还是我的饼。

    铺主笑他：那你盼什么新君？老汉想了想：盼的就是这个——不用盼。这大概就是“永徽”两个字，在长安城里的分量。

    一个时代，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。

    第二节永徽之治——“有贞观遗风”

    永徽三年的长安，是个什么模样？史官给的评语是八个字：“百姓阜安，有贞观遗风。”

    八个字，说尽了七年。可是史笔如金，读者如雾——这八个字背后，长安城里的日子，究竟是什么成色？去看米价。

    米价，是帝王家的另一面镜子：镜子里没有庙堂，没有颂歌，只有千家万户的锅。西市的粮行，粟米一斗，不过四五钱。

    贞观初年斗米值绢一匹的时候，谁能想到？隋末大乱，米贵到斗米千钱，人相食；武德年间，年年用兵，米价仍高。

    到贞观中兴，斗米三钱，太宗皇帝曾在朝会上得意地问群卿：古来圣王，可有此等成就？如今，永徽的米价，与贞观并肩。

    绢每匹二百钱上下。布更贱。

    一个在官府做工的短工，一月工钱，够一家五口吃半个月饱饭；再加些纺织的活计，年底还能给娃娃扯一身新衣。

    西市里，胡商的驼队照旧络绎。波斯的珠宝，于阗的玉，高昌的葡萄酒，堆满了胡姬当垆的酒肆。

    有个卖了半辈子酒粟特商人，常对客人念叨：他见过隋末的长安——那时候一斗米换一个孩子，酒肆里喝醉的多是亡命徒。如今呢？

    如今喝醉的，多是赶考的书生、收工的匠人，和替东家跑腿的伙计。太平日子，是把人从鬼变回人的日子。

    这话他说了七年，说了无数遍，每说一遍，都要抹一次眼睛。

    ——这不是某个清官的政绩，这是治世的底色。

    再去看讼狱。大理寺的老狱吏，闲得在狱门口晒太阳。牢里的囚犯，十不盈一。

    隋末那种“一人犯法，百家连坐”的日子，老狱吏见过；武德年间府兵轮戍、逃亡成风的日子，他也见过。

    他给新来的狱卒讲过一桩旧案：贞观年间，有个县令判了一起窃案，案卷送到大理寺，被驳回三次。

    驳回的理由，一次是量刑过重，一次是证据不足，一次是引律有误。第三次驳回的批语上写着八个字：“人命至重，不可率断。”

    如今这样的案子，一年比一年少——不是没人犯案，是州县的官学会了照律断案，照疏说理，案卷一上去就过。

    律，成了官民共守的东西。这是治世最深的一层底色。如今呢？律条比前朝更细，可犯人反而更少。为什么？

    因为律细，民知所避；因为吏不敢欺；因为收成好，人心安。

    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——管子的话，长安城正在一句一句地兑现。

    永徽四年，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法学界——不，那时不叫法学界，叫律学界。《律疏》颁行了。这件事要从永徽初年说起。

    先帝留下的《贞观律》，已经是大唐律法的高峰：五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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