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章　储位之困 (第3/3页)

    太子无德，就废；藩王盯着太子之位，也贬。两头都堵死。

    这道诏，是写给承乾和李泰的墓志，也是写给后世历代窥伺东宫之人的戒石。

    本朝储位之争的血，到这一页，算是用一道法度，草草揩干了。可是没过几日，太宗又反悔了一次。

    他召无忌入宫，指着地图上东南一角。“你劝立治儿，治儿仁懦，恐不能守天下。”“吴王恪——英果类我。”“我想改立恪儿。”

    吴王李恪，隋炀帝女杨妃所生，文武兼资，在宗室诸王里声望极高。长孙无忌决然不可。“陛下，晋王仁厚，守成之主也。”

    “储位已定，岂可屡摇？”“吴王……毕竟隋炀帝的外孙。”这句话说得很轻，落下来却重如山岳。

    前朝的血统，是这个孩子永远迈不过去的门槛。太宗沉默了很久。“公坚意如此，朕知道了。”他挥挥手，让无忌退下。

    退出去的时候，无忌的额头上，有汗。他在赌。赌这个皇帝没有为了“英果类我”四个字，推翻自己的定策。

    赌赢了，是贞观二十三年的托孤；赌输了，吴王登基，头一个清算的，就是他这个挡过路的国舅。

    权臣与帝王之间，从来都是这样——话只说三分，剩下七分，在汗里。那天夜里，太极宫的灯亮到很晚。

    定立储君的这一页，翻过去了。翻过去的纸背后，写满了算计——

    魏王的算计，东宫的算计，舅舅的算计，连皇帝自己，也在替儿孙们算计身后。只有李治，从头到尾，什么都没有算。

    他只是抱着父亲递过来的那把刀，站在病榻边，怯生生的。也许，这正是他最后胜出的原因。

    几日后，诏书颁下：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。太宗御承天门，大赦天下，赐酺三日。

    长安的百姓在坊间饮酒，看着城楼上的仪仗，听人说换了太子。换了？怎么换的？

    没人说得清，也没人敢多说——只知道那位从玄武门走出来的皇帝，这一回，是被自己家里的刀光逼着，重新立了储。

    册礼那天，十六岁的皇太子一身礼服，站在丹陛之上。礼官唱赞，百官朝贺，山呼的声音像潮水。

    新太子悄悄回头，看了一眼身后的舅舅。长孙无忌朝他点了点头。他这才转回身去，把腰挺直了一些。

    满朝文武看着这一幕，各自在心里掂量。大唐的国本，从此就系在这个少年的肩膀上——

    还有他身后那位舅舅的手上。

    第四节三子之痛——帝王家事

    贞观十七年四月，诏下。太子承乾，废为庶人，幽于右领军府。魏王李泰，幽于北苑，降为东莱郡王——寻改顺阳王，徙居郧乡。

    汉王元昌，赐自尽。侯君集，斩于市。杜荷，斩。一场储位之争，三个儿子两废一贬，功臣头颅落地。

    侯君集下狱那天，凌烟阁上他的画像，还墨色未干。临刑，他神色不变，对监刑官说：“君集岂反者乎？蹉跌至此！”

    “但尝为将，破灭二国，颇有微功。”“乞留一子，以守祭祀。”太宗闻言，免其妻及一子，流放岭南。

    告变的贺兰楚石得了活路，可满朝看他的眼神，都冷了三分——

    女婿告岳丈，换了命，也换了人皮。至于东宫那一场大案的卷宗，太宗看完，命人封存。“不必再问了。”

    再问下去，牵出的人，还要更多。传旨的使者到东宫那天，李承乾穿好了衣冠，跪接诏书。听完诏文，他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

    他站起来，掸了掸衣襟，对传旨的使者说了一句话。“儿为太子，复何求哉？”“但父皇宠泰，儿不得已耳。”

    使者回到宫中，把这句话原样奏报。据说，太宗听完，久久无言。镜子里的鬓发，一夜之间，白了大半。

    废太子的行列出长安，向黔州去。路很远，山很高，那个八岁立储、二十四岁身败名裂的年轻人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    贞观十八年，李承乾死于徙所。消息传来时，太宗正在批阅奏章。朱笔停了很久很久，一滴朱砂落在纸上，洇开来，像一小摊血。

    废为庶人的儿子，按庶人礼葬。可是太宗还是下令，以国公之礼，给他办了后事。有司不解，请旨。

    太宗隔着帘子，说了一句：“他八岁的时候，朕抱着他看过元宵的灯。”“那时候他说，长大要做父皇这样的皇帝。”

    有司再不敢问，把丧仪加了一等。恨过，怒过，废过——

    到了尽头，做父亲记住的，还是元宵灯下那句话。李泰的船队也走了。去郧乡。离京那天，太宗站在楼上看了看。

    那个曾经乘小舆入宫的儿子，那个扑在他怀里哭着要“杀子传弟”的儿子，从今以后，山高水远。

    据说船到半路，李泰还上过一道表。表文里不再提储位，只叙父子之情，字字哀婉。太宗看了，看了很久，搁下了。回不去的了。

    宠爱给过，许诺给过，连太子的位置都差点给过——

    是那一句“杀子传弟”，把所有的宠爱，都变成了一场算计。随行的官员请示：魏王就国，仪制当如何？

    太宗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话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“给他配些老实人吧。”“别让他再学坏了。”再往后，是吴王李恪。

    终贞观一朝，李恪终老于外任，郁郁不得志。

    安州都督府里，这个“英果类我”的皇子打猎、赋诗、理民，把一州治得井井有条，离长安越来越远。离御座，更是遥遥无期。

    太宗临终前一年，还特意写了一道手诏给这个儿子。“父皇一生，只给两个儿子写过这样的信。”“汝惟忠惟孝，勉之。”

    亏欠，都在这几个字里了。这一年秋天，太宗在两仪殿后的便殿，召见新太子李治。殿里只有父子二人。

    四十六岁的皇帝，看上去像六十岁。“雉奴。”“儿臣在。”太宗看着这个十六岁的、性子绵软的儿子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你要记住两个人。”“你舅舅长孙无忌，房公玄龄。”“汝若善事舅与房公，则无事。”李治似懂非懂地点头：“儿臣记下了。”

    太宗还想说什么，终于没有说。他想说的太多了。想说他这一生，兄弟阋墙，父子相疑，射出去的箭，泼出去的水；

    想说他看过太多刀光，最后竟是被儿子们的刀光，伤得最深；想说帝王家的父子，隔着一把御座，从来都抱不紧。

    可是这些，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说了有什么用？他只是伸手，摸了摸李治的头。

    那只手，曾经挽过天下最强的弓，曾经拿过天下的权柄，此刻悬在半空，轻轻落下来，像落一片秋叶。“去吧。”李治躬身退出去。

    殿门开了又合，一线夕阳照进来，照在空了的御座上。太宗独自坐了很久。侍立在外的宫人后来回忆，那天傍晚，陛下没有掌灯。

    一个统一了漠北、被尊为天可汗的皇帝，在黑暗里坐着，像一尊渐渐冷掉的铁。宫人不敢进去，只能在门外守着。

    天上星河低垂，帝星居中，四野的星子围绕。可再亮的星，也照不亮帝王家的门槛。贞观十七年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
    废立之后，天下还是那个天下。只是太极宫的灯，从此亮得更晚，熄得更早。再往后的事，看官当知——

    五年后，太宗将亲撰一部《帝范》，十二篇，从《君体》写到《崇文》，把一生的得失，一条一条写给李治。

    “朕一生的是非得失——你自己看，取其长，去其短。”那部书里最深的一课，不在正文里。在于写书的人：

    那个曾经天下无敌的皇帝，晚年把全部心思，都用在如何让儿子平稳接住这份家业上。

    而那句从东宫带出来的话，还在长安的坊间悄悄流传——

    承乾被废时，对传旨的使者说：“儿为太子，复何求哉？但父皇宠泰，儿不得已耳。”

    ——一句话，让太宗一夜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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